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说,自己正在认线日,年根,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章义和匆匆踏上赶往浙江山区的火车,直到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才返回上海。

这次调研是章义和为本次提案所做的准备之一。继前些年关注高校思想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随迁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后,他把目光投射到农村基础教育上。这个主题,是他思量很久之后的选择。

“农村教育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口,改善农村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乡村教师的质量则直接影响这一效果。我出生在农村,对此深有体会。”几年前,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曾组织委员到老少边穷岛地区调研师资情况,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2015年,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农村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政策对是一方面,但关键得看落实。”为了解相关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情况,章义和委托甘肃、云南的朋友或学生搜集资料,自己则跑到浙江南部的山区学校了解农村师资的真实情况。

一周时间里,在几位中小学校长的帮助下,章义和几乎走遍了3个县发展情况最好和最差的学校。这次调研,章义和有机会听到很多教育一线的声音。一位校长诚恳地告诉他,山区学校的校长责任大,很不好当,既渴望能力强的老师在农村学校多工作几年,最好是扎根农村,可是看着老师们发展空间狭窄、收入少、地位低,有时连娶媳妇都很困难,又心有不忍,真是矛盾啊。有的老师说,工资常常跟职称挂钩,可乡村老师哪个有能力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还有的校长祈求,“相关部门动不动就搞检查,弄评比,被三四十个‘婆婆’管着,老师没法静心做事,能不能多留些时间让我们用于教学”……

“调研和不调研对问题的理解的确不同。”随着调研的深入,章义和发现,大多数农村校长根本不知道《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他于是将调研方向扩展为:农村教师来源、代课比例、稳定情况以及农村学校音体美等科目的开展情况。结果,他发现,“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细细说,一天也说不完”。比如,山区学校近几年硬件条件发展很好,几乎很小的学校都有塑胶跑道,可是体育课没法很好地开展,没有专业师资,体育课就成了老师带小朋友们玩。再比如,因为并校撤点,很多学校变成寄宿制,老师也不得不抛下自己城里的家,跟着“寄宿”,压力很大,“很难下去啊”。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关心教育,假期派人到农村开展短期支教,看起来是好事,可实际上打乱了当地的教育秩序。“如果想扶助农村教育,可以,先坚守三年再说,起码干上一年,不要待上半月甚至一周就跑掉了。”

忧虑之余,此番调研也带给章义和许多,让他看到农村教育未来的希望。几乎每到一所学校,章义和都能见到优秀的校长及教师——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他们仍在坚守,眼中仍葆有真诚和对农村教育炽热的爱。“我下去时是寒假,快要过年了,我们所联系的校长和老师,放下自己的事情,赶来参加座谈会和实地踏访。有的老师从几十公里外开着助动车赶来,当天还要回去。看到这些,我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才是农村教育的脊梁啊!”

面对这些期待的眼光,章义和越发觉得自己有“义务”传递这些农村教育工作者的,让更多人了解、关注这个群体。为此,在即将到来的上,章义和将提交三份提案,重点关注山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对农村教师业务培训的实效性、农村学校音体美教育的。

“我们的国家发展很快,教育的步子也不慢,政策制定者应及时深入调研,政策制定与实际情况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章义和说,希望地方领导要高度重视教育,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待遇,给予教严感、幸福感,吸引优秀的人才长期留下来。此外,章义和,农村教师实际上也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和重塑者,农村学校发展与乡村文化建设应该结合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农村教师获得家长和孩子的,树立威信,从而增强自信和成就感。“与物质双方面入手,才能真正维持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进而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校园事件频发,且逐渐呈现出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国务院、教育部等相继出台办法,各地方也出台文件予以防范,但问题仍然堪忧。两会将至,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表示,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校园会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亟须高度关注。

2016年12月28日,最高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16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中小学生校园和情况: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的校园涉嫌和犯罪案件1881件,批准1114件,不批准759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3697件,起诉2337件,不起诉50件。

据最高检未检办副主任史卫忠介绍,校园和行为违法与犯罪交织,情况较为复杂。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类似事件存在着3个特点。第一,涉案相对集中。如广东检察机关2013年至2015年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校园案件共510件,故意、寻衅滋事、抢劫、聚众斗殴四类案件分别占总数的37.68%、7.25%、38.41%、5.80%。第二,在涉案主体方面,中学生在涉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较高。仍以广东为例,案件涉罪未成年人915人,男性占99%,被告人14至15周岁占21%,16至18周岁占49%。其中,以男性为主,女性中学生涉及聚众犯罪成为新的增长点,需引起重视。第三,作案手法上,作案动机的简单性和突发性明显,拉帮结派、恃强凌弱现象较为突出。以陕西西安临潼区检察院所办案件为例,因碰撞、口角、玩笑,甚至眼神、微小日常摩擦事件引起的纠纷占48.6%,经济、感情纠纷占37.5%。

实际上,更多校园事件并未进入司法程序,这类现象远比“数据”显示的严重,亟须关注。

《中华人民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对18周岁以下犯罪的人从轻处罚的类似条文。这一初衷是最大限度未成年人,但在实践中,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中学生实施轻等犯罪时有发生,不满14周岁的儿童故意事件也有发生,由此导致,对不满14周岁的故意、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青少年轻的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不能进行治安处罚,相当一部分校园事件只能由教育机构内部处理。

针对此,我希望对8种严重犯罪的——“、爆炸、抢劫、、、、纵火、投毒”,可以考虑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降低到12-14岁,并且对于从轻、减轻或免除情节要严格,以真正树立起此年龄段人员对“法律”的,对“生命”的。同时,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应给予法律追究。如父母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可以考虑对父母实行“罚金”等刑事处罚,以警示父母的监护教育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该考虑一律送专门学校或工读学校予以教育矫治,不能自流。根据我国《刑法》,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必要时,也可以由教养。但何谓“必要时”,以及家长应如何,则并不明确。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无力或者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将其送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由于该措施非强制性措施,而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加之当前工读学校的数量正逐步减少,因此,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有限。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的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用足用好我国已有的制度资源。

此外,还应修订《刑法》、《未成年人保》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和”等内容,适度降低校园或者校园事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使中小学生明确并承担与的相应法律责任。针对校方,则采用无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免责事由,让学校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就能督促学校把安全问题放心上,减少校园事件的发生。

我想,对校园犯罪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强化社会管理,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的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破解校园高发难题。

学校应当加强管理制度的建设,包括对学生的评价体系构建,除了学习成绩,还应将日常表现、素养等综合因素纳入考评体系。按照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的要求,积极开展课堂评比等校园活动,配置专门的课堂,并聘请专职或兼职的师资力量保障教育效果,推进教育的规范化、系统化。教育主管部门应完善对学校的考评机制,严格考察教育效果,对教育不到位导致学生产生违法行为的,在绩效考核中应当实行一票否决制。

司法机关应加大对老师性侵学生犯罪惩处力度,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育、监管、考核等方面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要经常组织教师开展常态化的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制定教师行为规范,并将其纳入教师工作考核,将品质存有问题的教师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

相关职能部门应开展绿色网络一体化建设,通过技术手段屏蔽或删除含有文化相关内容的信息,有效控制中小学生的网络使用状态。同时,鼓励技术部门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趣味性高、吸引力强的绿色网络产品。

通过健全警校联动机制,建立涉校案件通报机制,组织学校人员、德育主任接受校园事件处理机制及法律培训,帮助学校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工作,提高学校依校水平。强化家庭的监护主体责任,外出务工家庭不得让不满16周岁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同时,畅通家庭和学校的信息互通渠道,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对重点学生通过家庭和学校两方面途径进行教育管理;社区可实施家长社区培训制,把家长学校和社区文化建设关联起来,邀请社会工作者,教育专家,传授先进教育,对部分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少年应加强关爱,对少数问题少年(具有倾向的女生和职高学生),要落实好具体的措施。只有学校、家庭和社区各司其职,加强联动协作,多方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等8部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和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部门积极预防学生和。如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等机制;强化学校周边综合治理,对中小学生和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一票否决权制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督导和追究。

●2016年12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将重点督查治理检查校园和行为。

●2017年2月,陕西省市委、市办公厅联合印发《西宁市防治中小学生校园和校园十项措施》,成立防治中小学校园和校园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教育、等单位的职责,积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保障青少年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确保校园和谐稳定。

“青少年毒品、吸毒人群低龄化的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毒品预防宣传教育体系尚未形成,禁毒宣传教育尚未达到预期效果。”去年四月份,跟随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调研“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时,当地分管禁毒工作的副省长的这句话让我。

调研期间,除了深入社区、农村和学校、医院等实地调研了解情况,调研组还在所到的省区市均召开了座谈会,听取禁毒工作的情况介绍及委员对推进工作的意见。我长期在学校工作,自认为对学校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总感觉毒品距离学校很远。可当听到、看到一些情况时,我惊讶万分。

在即将召开的上,我希望能在更深入地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提案的方式,为推动这项工作在学校中的顺利开展作出努力。

青少年如果沾上毒品,形成了,往往就毁了孩子的一生。青少年好奇心强、自律性不强,如果宣传教育不到位、毒品管控不好,就很容易因好奇沾上毒品,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反观学校的各项教育工作,我们感到很多学校在加毒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确实存在对禁毒情况了解少、不到位、宣传教育针对性不强、工作措施不给力等问题。

我意识到,确保“校园无毒品、学生不涉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如何在学校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的青少年认识毒品的危害性,增强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想,教育工作者要将禁毒宣传教育作为大、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针对不同阶段青少年心理特点和认知能力的学校禁毒教育体系;认真组织开展课内外、校内外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有效地落实教学计划、课时和教材。同时,加大对学校师资队伍培训,特别是要培训中小学的分管副校长;要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学校的考核内容,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调研时,我们与某社区的女子队进行了座谈交流。在交流和考察中,我们了解到,这支2005年自发组织成长起来的女子队,成立之初只有8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32人。她们通过结对帮扶、上门家访、到所面对面、帮助涉毒人员找工作和解决生活困难等方式开展禁毒活动,成功刑释及涉毒人员33人。基于此,我想,在学校我们也要建立校园涉毒人员数据登记和制度,要对学生开展吸毒情况监测工作,摸清在校学生涉毒人数,分析原因并制定措施,建立心理干预和服务队伍,为涉毒学生提供心理服务,防止简单地把涉毒学生或转学的“踢皮球”行为。当然,也要开展和参与多种形式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月宁的提案毫无例外地再次聚焦“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文化”,这已是她在上为中国音乐文化“走出去”奔走的第五个年头。

2013年第一次履职参加两会,刘月宁就提出关于“设立海播专项艺术基金”的。随后,她就音乐人才相关问题不断提案,比如鼓励留学人员在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文化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体制内—体制外”的畅通人才流动渠道,同时,拓宽来华学金资助的专业范畴,鼓励更多外国人来华学习中国音乐文化等。“别的领域我不熟悉,这是我的专业领域,有发言权,所以我就‘死磕’,持续推动,相信总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刘月宁说自己不想把精力分散,要成系统、持续性关注一些想做、能做的事儿。

此次两会,她决定继续为“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文化”这棵大树增添新的枝叶。

2016年,刘月宁入选中国表演艺术界首位“富布赖特”学者,在美期间她发现音乐是促进中美外交关系最好的桥梁。为此,她践行“尊重分享,双向交流;融合中外,和而不同;面向青少年,致力世界未来”的,在美国组建“新丝探索者”乐队,让中美青年通过音乐交流增强了解。

“很多美国朋友喜欢中国音乐,还主动向周围人中国音乐。”基于带给自己的灵感,刘月宁决定在孔子学院总部支持和学院的指导下组织“理解中国”高访团,邀请教育、文化等领域有影响力的官员、专家到中国,亲身感受、认知中国。此外,还将延续3年的国际音乐夏令营进一步推展为“国际音乐学校”,邀请更多来自5大洲的师生学习中国音乐、体验民俗文化。随后,组建多个乐队,让外国学子再回国之后仍可以继续借助音乐中国文化。“我们自己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感染外国友人讲好中国故事。他们自己讲,更有力。”刘月宁表示,音乐应该成为一座桥梁,带领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她希望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如增设相关专项资金,为中外音乐人才创造交流平台,激励中外青年共同用中国音乐讲好中国故事。

两会在即,河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线教师来信呼吁取消职称评定。“职称评定熬死你,绩效工资气死你”,这句话已成为教师群体中的“流行语”。目前,职称评定需要优质课、课题研究、各种荣誉等条件。但事实是,真正在一线教书的教师大多都得不到这些荣誉。高级职称少之又少,且与绩效挂钩。同时,评职称的标准也不固定,滋生了校园。有的教师在等待中熬白了头,工资待遇也相差很多。她希望国家研究政策,取消职称评定,给广大一线教师一个公平的育人。

对这个问题,一线教育局领导也有困惑:职称评定僧多粥少,且与待遇挂钩,确实竞争激烈。而一旦评上高级职称,很多老师便开始松懈,领导们又奈何他不得?所以,亟须研究。

也有一线教育人对此开出了药方。附中特级教师肖远骑提出两个:首先,修改现行的教师工资制度。一是仿照公务员职级晋升制度,在某个职级工作满一定年限,可享受高一级待遇,这样既解决了职称指标少,又解决了待遇低的问题;二是逐年增加教师的教龄工资,如每年50元为基数,可逐年增加,上不封顶,以达到鼓励教师终生;三是鼓励年轻教师、优秀教师在完成基本工作任务外,在本校多教多酬,以解决优秀教师资源不足的矛盾。其次,各级盘活优质教育资源的存量。如优秀教师在同一区域可以流动,名校的实验室可以有步骤辐射服务到周边薄弱学校,推进教育公平的步伐。编后:

伴随着质量提高的需要、教育小班化的推进和二孩政策的实施,从学前教育到小学阶段,很多地方惊呼,遑论质量,一线师资数量紧缺!于是,很多地方都在想方设法扩大师资来源,有的甚至采取先让教师上岗再考教师资格证的应急做法。但有限的教师怎么用好也颇值得关注。两会在即,几位城乡一线教育人来信,反映在教育实践中职称评定和绩效工资的问题。本刊认为,所反映问题有一定代表性,特予以刊发,请委员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