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宇杰 孟庆伟 武威 北京报道
原本两三百元的“营养费”（或称“误工费”），旨在鼓励人们自愿献出血浆，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却变成了一条涉及未成年人、吸毒者的怪异利益链条。而另一边，“神药”一般的血浆制品，始终因血浆缺乏而自产不足，进口依赖度很大。
2019年春节前，一场事关单采血浆、血浆制品的热议突起。《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采访了某地血浆站原站长、血液研究人员、犯罪人员等，试图透过具体案例和政策变化，还原血浆站的前世今生。
与献血不同，单采血浆站只会取走血液中的血浆部分，剩余的血小板、红细胞则输回人体。但相比于献血，公众对献浆的认识仍有较大距离，一如其所需与所献之间巨大的缺口。
长期以来，以献浆背后的两三百元为焦点，各方争议颇大：被判刑的血浆站人员抱怨司法机关不懂相关政策；血友病患者、公益组织负责人抱怨“以钱促献”的政策并未换来正向的结果；而生产血浆制品的企业、市场中，依然等不来亟须增量的血浆。
记者也注意到，在经济发达地区，未成年人、吸毒者参与献浆的问题，正在被先进的识别设备、技术大幅度杜绝，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上述争论，只因献浆的巨大缺口仍在。而进口方面，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对相关条款做了大幅修正，但仍未触及到实行了30年之久、为了预防疾病传播的血液制品进口禁令。
“神药”原料缺口巨大
北京，2017年除夕前一天，2岁的小春光吃东西时剐破了口腔上皮。在医院，由于一时无法办理住院手续，她只能侧躺在父母怀里，以防止不断流出的血液进入肺部。但含不住的血液从嘴角流出，每5分钟就要擦拭一次。那一晚，小春光用掉了两卷卫生纸。
小春光所患的是血管性血友病。1岁时，她精神萎靡，脸色发黄，腿脚无力。检查后发现，她的血红蛋白只有56g/L，比正常值低了一半多，可能有生命危险。直到医院给她输血后，她才得以恢复。
小春光2岁这次进医院，北京的一名病友送来一些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以下简称“VWF”），只打了1针，小春光立刻就止血了。血友病是一种罕见病，即使出现很小的创口，甚至只是一个深蹲导致的毛细血管破裂，血液也无法凝固，伤口极难愈合，小春光所患的血管性血友病尤为严重。
VWF是一种澳大利亚企业所生产的药物。根据1986年《禁止Ⅷ因子制剂等血液制品进口的通知》，VWF不得进口，境内患者只能通过代购从境外购药。按照汇率不同，一支VWF价格在800～1000元。小春光今年4岁，截至目前用了20支VWF。
另一名成年女性患者于丽萍（化名）告诉记者，因为无法负担高额费用，她每天只使用2支VWF来做预防性治疗，远低于每天6支的正常用量。
被血友圈称为“神药”的VWF，正是从人体血浆中提炼而来，但2018年5月北京食药监局在回复北京人大代表班春燕时提到，目前用于血管性血友病治疗的，只有美国FDA于2015年批准的重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尚未批准进口，国内企业生产的药品正在研究中，尚未提交上市申请。
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进口人体血液制品，应当……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今年3月2日，国务院对这一条款进行了大幅修正，但涉及到进口人体血液制品的，仍然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后，方可入关。“看来局势仍然不明朗。”于丽萍说。
血浆制品缺乏的背后，则是我国血浆这一“源头”缺口极为巨大的现实。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当年全国共申请签发约4000万人血白蛋白（按10g/瓶折算），国产与进口比例分别约为43%和57%。
而根据伊朗输血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ransfusion）2016年的一份报告，生产50万公斤白蛋白，需要超过2000万升的原料血浆。以此计算，如果中国要实现白蛋白的自给自足，2017年的采浆量需要达到1600万升。
尽管目前中国单采血浆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根据原卫计委的数据，2013年中国采浆量尚不到5000吨，合计约500万升，离自身需求距离极大。
同时，一人份血浆所含的抗体十分稀少，以提炼血浆中富含的IgG抗体、能在特定条件下增强人体免疫力的静丙（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pH4）为例，《中国药典》2015年版要求，生产人静丙所需的原料血浆，每批应由1000名以上供血浆者的血浆混合而成。
因此，相关制度也鼓励献浆员固定献血浆。根据《中国药典》2015年版，在采浆之前，血浆站需要对献浆员的血型、血红蛋白含量等9项指标进行检测，需要耗费一定时间。但对于半年内供浆2次及2次以上的固定供血浆者，则可以在采浆后留样检查，年龄限制也可以放宽到60周岁。
与无偿献血一年最多2次的频率不同，供血浆的频率可达一年24次。但饶是如此，仍缺口巨大，我国目前采取“有偿”献浆的制度，即采浆完成后，献浆员会得到一笔200～300元的营养费。
但两三百元的营养费，在欠发达地区，却被当作一种收入，并异化为奇特的利益链条。
《等深线》记者掌握的判决书显示，2014年1月，17岁的张万文（化名）欺骗被害人周卓浩（化名）去做免费体检。周卓浩信以为真，到了武南血浆站后才知道是卖血。尽管周卓浩自己并不愿意，但张万文威胁要打他，被逼无奈就献了血浆。周卓浩称，从2014年1月至4月，他总共在武南血浆站献了12次血浆，远远超出了14天献一次的法定频率。
每次献完血浆后，工作人员会给一张票据。凭此票据，周卓浩能领取约200元营养费，但票据每次都被张万文收走，周卓浩只从张万文处获得过一次50元的车费。
两三百元的营养费，以及“介绍”人来献血浆的奖励金，确实是相关事件的“利益促动”因素。曾在血液制品单位工作、离职后从事独立研究的杜向军认为，补助献浆者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全球85%以上的血浆来自于“有偿”献浆者，但补助金额过高则可能会催生一些“血头”“血牛”等不愿看到的结果。
两年迎来45名吸毒者
据悉，早在2009年武威血浆站就发生了另一起强迫卖血案，该案主犯高成元被判7年有期徒刑。巧合的是，近期武威打掉了一个47人的涉黑团伙，名单中也出现了高成元的名字。对于两者是否为同一人，记者询问凉州区公安局，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武南镇曾是武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繁荣的地区。当时，武威火车站、机务段都设立在此，当地多数人的就业、读书，都依靠机务段的下属单位。但随着机务段的合并、搬迁，武南镇也逐渐萧条。
衰落之后，武南镇出现了不少吸毒人员。一名当地人士称，贩卖者与吸食者并不见面，双方通过约定公路某处来交接毒品。他曾开车送朋友去取毒品，看朋友吸毒时，“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表情”。
2006年之后，兰州生物所在武南镇设立了单采血浆站。其两三百元的费用，很快吸引来了吸毒人员。原副站长黄大鸿告诉记者，尽管《中国药典》里明确要求，有吸毒史的不允许献浆，但血浆站当时并没有能力检测对方是否吸过毒。
“我会观察他胳膊上有没有针孔。如果针孔比较多，我会偷偷跑出门给武南派出所打电话，民警会过来带走他。”黄大鸿告诉记者，他通过这一方法，辨别出了好几名吸毒人员，当时血浆站还没有相关的医学检测方法。
根据《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血浆站只接受本地户籍的献浆员。这一规定也有助于辨别吸毒人员。2014年时，武南派出所曾给血浆站提供了几名涉嫌吸毒人员的名单。然而，实际上仍有大量吸毒人员成为漏网之鱼。
《等深线》记者掌握的司法材料显示，凉州区公安局武南派出所禁毒办公室的一位警员在作证时表示，警方曾核对了供浆人员花名册，发现在2013年～2014年8月期间，有45名在册吸毒人员供过血浆，另有12名供血浆者身份信息不实或查无此人。
此后，这一事件的相关责任人，被以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以“玩忽职守罪”进入司法程序，最终以“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确有悔罪表现”而被免于刑事处罚。
昔日的武威血浆站，如今已改成社区服务中心。 《等深线》记者 秦宇杰 摄影
杜向军告诉记者，单采血浆站首先会筛选低风险人群，对其进行全面体检，采集的原料血浆要进行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病毒检验，送到血液制品单位后，公司要复检和执行窗口期管理，最后还要经过多种工艺去除和灭活病毒。通过这样一系列方法逐级降低病毒风险，最后制成的药品不可能含有病毒。
一边是各种未成年人、吸毒者献浆丑闻，另一边却是社会对此更深刻的认识偏见。记者在武威采访期间与多名当地人士攀谈，他们对血浆的作用均不了解。一名出租车司机说：“这不是抽走人血里的精华吗？”
“疑虑”阻滞了“任务”？
“现在的采浆就像过街老鼠。这里面差在哪儿？就是这200块钱营养费。”血友病患者、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理事长关涛告诉《等深线》记者，扭转业已形成的“卖血”观念，才是解决国家血浆短缺的有效方法。
“我是终端受益者，献浆员是源头。现在我们和源头是脱节的，献浆员只知道血浆卖给了药厂。我们要让献浆员明白，这些血浆能够拯救生命。”关涛已组织血友病人去四五家血浆站与献浆员面对面交流，根据反馈，此后每一家的采浆量都提升了20%～30%。
根据世界血友病联盟的数据，缺乏凝血因子VIII称为血友病A，缺乏凝血因子IX称为血友病B，发病率分别为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公开信息显示，除此之外还有因缺乏其他物质导致的血友病C、血管性血友病等。学界估算，中国约有10万名血友病患者。
如果不使用药物，血友病人只能任器官出血，直到内外压强达到平衡状态，流血才会停止，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痛苦。关涛说：“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血友病就是十一级。”治疗血友病的神药，一般是凝血因子Ⅷ或凝血因子Ⅸ，目前大多只能从人体血浆中得到。
“献浆员只知道血浆会进入药厂，但并不知道终端受益者是谁。”经过了多年的观察、研究，关涛认为，这个认识上的断层，是造成目前国内血浆供不应求、献浆如过街老鼠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血友病人仅仅是血浆受益群体的一小部分。根据澳大利亚红十字会（AustralianRed Cross Blood Service）2016年年报，血浆可以用来制造18种药品，以治疗出血性疾病、免疫缺陷、烧伤等多种情况。
在2006年之前，单采血浆站大多由各地卫生部门所办，这种管办不分的情况，造成了部分地区管理混乱。
2006年，原卫生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要求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强化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责任，按照“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卫生部门要与单采血浆站脱钩，原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给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根据通知要求，改制后的血浆站将与血液制品单位保持“一对一”的供浆关系，即除了上属的药厂，血浆站不得向其他单位供应血浆。
由此，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轮议价谈判。公开报道显示，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曾在改制期间收购了贵州至少6家单采血浆站，共花费3600万元，其中仅惠水血浆站收购价就达1800万元。“这些血浆站都设立在偏僻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土地房屋根本不值多少钱，为何收购价如此之高？”杜向军质疑。
其间，也曾发生过诸如贵州镇远县血浆站站长陈登富利用个人关系，将血浆站编入自己名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但总体来说，在2007年改制完成后，单采血浆站违法违规现象大幅减少。
“在血浆站改制之后，我国单采血浆站基本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杜向军认为，通过层层筛检、灭活，目前血浆制品的病毒安全性已达历史最高水平。
以使用低温乙醇法生产的人血白蛋白为例，这种工序最早产生于1940年，截至目前尚未发生致病案例。这也是人血白蛋白能突破血液制品进口禁令的原因之一。
从过往事件看，血浆制品在采集中对“人数”的要求，将这种管理上的问题放大，虽然在一些专业人员看来最终并不会产生太大的风险，但其给社会传达的“疑虑”却迟迟不能消除。
政策与观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地方曾出现“血浆经济”，各方的利益交错，最终让中国的单采血浆走入“至暗时刻”。
多方努力之下，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营利为目的的血站，并在1997年12月通过了《献血法》，规定实行无偿献血制度。
2000年起的3年间，河南迅速关掉了全部单采血浆站。天眼查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河南境内仅有4家单采血浆站，而排名第一的广东有50家。
2006年，根据《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所有单采血浆站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在经过一段收购价格谈判后，被重新划入血液制品企业，并与企业保持一对一的供浆关系。长达10多年的管办不分、疾病传播，终于在2007年之后得到了遏制。不过贴在单采血浆站身上的“卖血”“艾滋病”“贫困”标签，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撕下。
直到现在，杜向军仍然在为献浆正名。“单采血浆等于卖血是一个共识，属于群体偏见。如果能把‘献血浆’、‘献全血’、‘成分献血’关联到一起，对于扭转偏见将有巨大的作用。”2012年，杜向军在四川都江堰见到了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杜向军提议下，陈竺写下了“献血献浆同样光荣”的题词。
这幅题词被广泛传播，用于单采血浆事业的宣讲。
陈竺对血液制品产业非常重视。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出席一次会议时陈竺发言称，血液制品关乎国家安全，无视血液制品产业，即是无视百姓健康。2012年，陈竺还在都江堰单采血浆站献浆400毫升。
2011年，贵州关闭了境内16个血浆站，仅余4处幸存。业内普遍认为，这是贵州脱贫的一次尝试。亦有传闻称，时任卫生部领导听说后非常着急，亲自向贵州方面询问此事。
记者了解到，血浆制品的供应与用量存在“不均匀”的情况。北京、上海这两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并没有设置单采血浆站，但用量却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则是单采血浆站的主要分布区域。在2011年之前，贵州的采浆量一度占全国的25%。杜向军分析，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导致了贵州的关站行为。
与下属于血液制品企业的单采血浆站不同，中心血站的命运则好得多。根据《献血法》，地方各级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工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多份判决书显示，无偿献血也曾被纳入了多地政府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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